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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半边天”印上纸币,掀起她们的“盖头”来看看——中南银行发行“五族妇女头像钞票”旧闻新说

上海市银行博物馆2018-06-24 03:25: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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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尤越


中南银行钞票在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的体制下,十足准备发行,信誉良好,是金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银行券之一,为北四行收获了巨大的财富。中南银行1927年版五女图钞票集五族女子头像于票面,象征五族共和之意,设计精美,寓意深厚,成为收藏市场上竞觅之珍品,价值不菲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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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银行发行的五族妇女钞票



以中南名,四行联营发钞



1921年,南洋侨商黄奕住联合国内侨商、业界同人,集资创办中南银行,取名“中南”者,意为中国与南洋合设,发扬侨胞归国经营实业的风气。该行最初资本总额2000万元,实收500万元,比起以10万元资金起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,可谓资本雄厚。1921年7月5日,中南银行正式成立,总行设于上海汉口路110号。黄奕住任董事长,胡笔江任总经理。黄奕住是中南银行最大投资人,他以侨商身份向北洋政府申请钞票发行权,财政部念该行为华侨归国设立的第一家银行,且是以侨资为主,格外给予优惠政策,核定其发行额为500万元,这比当时中国实业银行、农商银行等发行额多一倍以上。


中南银行总行


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曾任职于交通银行,经历过1916年中国和交通两行挤兑风潮,深知挤兑对钞票币值和银行信誉的威胁性。1923年3月25日,胡笔江在中南银行股东常会上谈到:“有发行权之银行遇政局变故不免受挤兑影响,本行欲求免此影响,惟有十成现金准备,另设专库,公开办理,即发行100万元钞票,有100万元现金之准备,发行1000万元,有1000万元之准备。”中南银行为了应对挤兑风潮,树信于人,决定实行十足准备的发行制度,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。十足准备发行对银行来说,限制了资金的流动,但是也增强了银行的兑换能力,有助于提升信誉、扩大影响。胡笔江考虑到“如此十成现金准备,其开支甚重,且本行十成准备,势亦须有其他行为之证明。故决与声誉素着之盐业、金城、大陆三银行联合组织准备库办法,不独可以减轻开支,亦借证明十成准备之制。”

不止胡笔江有了联合组织准备库的念头,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对于联营一事亦有打算:1921年,他从海外考察回国,有感于外国银行相互之间调剂灵活、合作融洽,有助于资本稳固、信誉提升,认为中国银行界各自为谋、孤舟难渡的情形阻碍了银行业的发展,须联合同业,厚集资力,壮大规模。金城银行的周作民与这两人不谋而合,三家银行达成协议,制定了《三行联合营业规约》,成立三行联营事务所。1922年,大陆银行申请加入,遂扩大为四行联营事务所,并合办“四行储蓄会”和“四行准备库”。因这四家银行的经营重心均在北方,故与南三行呼应,称为北四行。1922年,四行董事会上商议决定“中南银行将发行权归为联合营业各行所有,钞票字样仍为中南”,复呈请北洋政府核准其发行定额增加为1500万元。此后,我们看到的中南银行钞票,实为四行联合发行之银行兑换券,这在中国商业银行史上是一个创举。


1921年6月5日,中南银行创立会纪念摄影


四行准备库按照分区模式进行经营,先后成立津、沪、汉三库,“专办钞票之发行,准备金之存储,以及银票兑现一切事务,除与各银钱行号交往之外,不兼做其他营业。”到1923年底,中南银行发行钞票14071540元,占当年全国发行总额的10.01%,排名仅次于交通银行。实付银元准备金10689393元,其中津库4424293元;沪库5050152元;汉库1214947元;银两准备金3382147元,合计14071540元,准备金与发行额完全一致。在钞票发行过程中,四行准备库不断创新发行制度,集中应对风险,资金充足,独立发行,公开办理,确保钞票信誉优良,使得中南银行钞票在社会动荡、市场混乱的年代能够保证币值,广泛流通,发行额稳步上升,实现了中南银行钞票的辉煌业绩,创下中国私人银行发行钞票的最好记录。“北四行”也因联营而声名大振,成为近代商业银行成功经营的典范。


六版纸币,五族共和为最


中南银行钞票发行数量图表


1921年7月11日,北洋政府特批中南银行享有钞票发行权,到1935年颁布法币政策,中南银行的发行权被取消。在14年的发行史中,中南银行共印制了六版纸币:第一版为1921年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日晷图案钞票,面额为1元、5元、10元、50元、100元5种;第二版日晷图案钞票于1924年发行,面额为5元和10元,与第一版相仿;第三版日晷图案钞票于1927年发行,面额均为5元,颜色有红色和紫色两种,不久后市场上出现伪钞,故全部改为青色;第四版钞票1927年发行,由英国华德路公司承印,图案为满、汉、蒙、回、藏五族妇女半身像。面额1元的为竖型,正面中文、背面英文,正面上部有3个半身像,中间为袁世凯银元反面图案,反面上部有2个半身像,中部为袁世凯头像银元正面图案;面额10元的为横型,正面2个半身像分布左右,中部为“拾圆”面值字样,背面有3个半身像及英文面值“ten”字样;第五版钞票是1931年华德路公司印制的日晷图案钞票,仅有1元面值,与美国钞票公司的设计有所差别;第六版钞票于1932年发行,面额仅有5元,图案为日晷,由德纳罗印钞公司印制。

在六版钞票中,以第五版五族妇女头像钞票最为独特,在票幅不大的纸币上印制五女图,宣传民族团结共和,富有政治寓意,另外,钞票上的人像多以古代先贤、皇室成员等极富影响力的人物为主,如上海信成储蓄银行钞票上的商部大臣载振半身像、浙江兴业银行钞票上的姜太公、管仲、王阳明像等,选用五族妇女图可说是对妇女地位的正视和尊重。印制前,中南银行曾与华德路公司订立合同,对钞票的图案、尺寸、花纹、纸张、工艺等有严格规定,对印制数量和价格也有明确要求。其中第七条规定“人像五份按号排置,一元券上均用半身,十元券上或用全身或用半身由乙方打样时酌定,以合适美观为度。又一元券上须加用与银元同样之人像一份。”选用“袁大头”银元图形,表明此乃银元兑换券,信用如同现洋。但因袁世凯倒行逆施,故将其头像印在纸币背面,嘉禾图印在正面。


那这五位肖像印上钞票的妇女又姓甚名谁,有什么惊人的来头呢?且听下回继续分解!


七嘴八舌,伊人究竟是谁



慈禧太后画像与纸币头像对比


纸币上戴旗头的满族女子为慈禧太后,这个说法广为流传,经比对,纸币上的慈禧太后像与美国女画家凯瑟琳?卡尔(Katharine Carl)1904年绘制的慈禧太后画像完全吻合。清末,卡尔受邀进宫为皇室成员绘制肖像,她在回忆录《在太后身边的日子》中讲述了她眼中的清宫生活和作画经历。据她的描述, 她在上海逗留期间收到美国驻北京公使夫人康格女士的来信,信中请她进宫为慈禧画像。康格夫人希望慈禧太后能够同意把画像送到圣路易斯博览会去参展,外面的人如能亲眼目睹慈禧太后的真实容貌,或许会改变对太后抱有的偏见,甚至能帮助改善清廷的形象。慈禧太后同意了以上请求,但是,她对西洋画心存疑惑,在细节上提出了许多个人意见,比如画面不能有阴影,不能使用透视原理等,这让卡尔心中嘀咕,这样的画作没有立体感,人物形象也无魅力可言,但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,她还是认真完成了慈禧的要求。画作完成后, 慈禧太后非常重视,特意挑在1904年4月19日吉时举行完工仪式,邀各国使节夫人前来欣赏,随后又传去后宫供人瞻仰。6月19日,太后“圣容”经长途跋涉出现在博览会揭幕仪式上,神秘的东方国家统治者第一次在西方“露面”,引起了世人的关注。博览会闭幕后,这幅画被清廷作为国礼赠予美国政府,由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接受,并转交史密森尼学会收藏,油画外交至此圆满完成。慈禧太后典型的皇室服饰风格作为满人形象的代表,为中南银行设计钞票图案时所选用。


戎装女子与避暑山庄画屏女子对比


戴头盔、着戎装的女子长期被认定为乾隆宠妃容妃,即赫赫有名的香妃,另有一说认为是乾隆的女儿固伦和孝公主。容妃为回部贵族首领阿里和卓之女,因叔、兄配合清军平定大、小和卓叛乱有功,全家被乾隆帝召见封赏,出于政治联姻的目的,和卓氏受封和贵人被选入宫。和贵人容貌绮丽,又是异族功臣之女,不久就擢升为“容妃”。关于容妃的传说数不胜数,比如她通体异香,深受皇帝宠爱,跟随乾隆南巡、东巡,地位仅次于皇后、贵妃;再比如她至死不从乾隆,固守维族的生活习俗,最终为太后赐死。1914年,故宫古物陈列展出了一批清宫文物,其中有一幅年轻女子的戎装像,挂在武英殿后的浴德堂内。画像下面附有说明文字,“香妃者,回部王妃也。美姿色,生而体有异香,不假熏沐,国人号之曰香妃。”从此以后,香妃之名广为人知,这幅画像也被定为香妃戎装像。后来此画到了台湾,曾作为郎世宁人像画陈列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,并选入《故宫图像选萃》,书中定名为“香妃像”。不曾料想,故宫博物院资深专家朱家溍先生专书一文《来自避暑山庄的一件画屏》澄清了此事,原来,画中女子“大概就是香妃吧”起源于民国政府负责人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的一句随意之谈,经文物直接经办人曾广龄证明,这幅画像的原始记录上只有“油画屏一件”而已,并没有确切证据能断定其身份。如果不是香妃,这幅宫廷画像上的女子还有可能是谁呢?实际上,乾隆身边的确有一位喜穿戎装的女子,就是他钟爱的第十个女儿,和珅的儿媳妇固伦和孝公主。史料记载和孝公主“性刚毅,能弯十力弓,少尝男装随上较猎,射鹿丽黾,上大喜,赏赐优渥”。她经常跟随乾隆一起出巡、秋弥,她用过的弓箭、盔甲、马鞍、撒袋等物品,后来一直为乾隆的皇孙辈所用。乾隆曾夸赞她道,“汝为皇子,联必立储也”。画中人若是和孝公主该是更为合理。不过,此画的原作现藏台北,画上也无题跋之类的补充信息,妄作推断仍是不够严谨。既然画作出自清宫内苑,画中人纵使不是香妃或和孝公主,也应是皇亲国戚。不知作此种绘画,是出于对戎装武术的喜好,还是一时兴起的游戏之作。无论如何,画中女子独特的装扮与风采在院藏绘画中独具一格,难怪会入选中南银行五女钞了。

蒙古族女子曾经被认为是明朝的忠顺夫人,亦有记载原作出现在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编辑出版的摄影集《清国北京皇城写真贴》中。笔者在《北京名胜——1906年摄老照片》一书中看到了这张原照,作者为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,题名为“mongorian chief and?his wife”,即蒙古族首领与他的妻子。照片中女子的面貌、衣着、饰品、姿态与中南银行纸币上的蒙族女子头像可以重合。这样看来,这位蒙族女子并不是无名之辈,只是受限于资料有限,尚未考证出她的真实身份。山本赞七郎是第一位来中国经营照相馆的日本人,1855年生于日本冈山县。1882年起,在东京经营照相馆,擅长拍摄人像。甲午战争(1895年)后来到中国,1897年, 在北平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照相馆——山本照相馆。照相馆位于东安门外的霞公馆附近,服务对象包括清朝王室贵族、在华洋人以及北京市民。清人徐珂所撰的《清稗类钞》中曾有一段记载:“日人某精摄影,庆王为之介绍于孝钦后,令至颐和园为照一簪花小像,即在庆邸消莨园洗晒。已许以千金之赏矣,内廷传谕又支二万金。”这位“日人某”指的就是山本赞七郎,“孝钦”即慈禧太后。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,他曾同日本摄影师小川一真、柴田常吉、深谷驹吉等随军记录“庚子事变”实况,拍摄下大量北京皇城、街道、建筑的照片,这些照片作为罕见的一手资料,如今已经成为了解和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图片文献。1906年,山本拍摄的北京建筑及风土民情照片整理出版为明信片式画册《北京名胜》,比较完整地记录下北京建筑的照片(共100幅),展现了清代都城古建的辉煌与一代王朝的衰落变迁。蒙古贵族夫妇为何在这时来到京城,可能是找出其身份的一个切入点。


二十面相,原型犹未可知


纸币背面头像与原型对比


至于汉族女子,一说是汉代王昭君,另一说认为是南唐李煜之后周氏。至今没有找到直接的图像证据可供参考。从服饰、发型来看,回心髻早在南朝时就出现了,据《中华古今注》记载:“梁武帝诏宫人梳回心髻。”这种发型高耸而不散落,南北朝时此发式极受嫔妃及富贵女子喜好。明清时期,此种发型在贵族女子中倍加盛行,《胤禛美人图》中可见此发式;交领右衽的形式在中国服饰史延续已久,仅凭此两样难以断定其年代。

藏族女子亦无从查考。但是观察清末的藏族人老照片,衣冠服饰确与票上女子非常相似。藏族的服饰不仅是作美观用,还象征了氏族、地位、婚姻状况等信息。由纸币上的藏族女子佩戴的头饰、耳饰、颈饰可推测出她是20世纪初拉萨地区的一位贵族女子,首饰由天珠、红珊瑚、蜜蜡、绿松石等制成。庞大亚博体育体育娱乐亚洲的这种头饰受蒙古影响,在朝鲜宫廷也有类似的头饰,在上世纪中叶后就绝迹了。况且,纸币上另外四女不是太后、皇后,就是公主、宠妃,蒙古族女子也是贵妇人无疑,按这个逻辑推断,藏族女子定是位有身份、有来头的姑娘。

至今,票上五女能确认其身份的唯有慈禧太后一人,不过,笔者认为五女皆是身份显贵之人,决心找到更多线索加以辨明。假若戎装女子长期被认定是香妃的话,五女恰是代表了五个不同的民族,乃呼吁五族共和之意。中南银行设计票面时的初衷该当如此吧。中南银行纸币回收率非常高,存世量稀少,且因纸币保存不易,拍卖价格逐年增长,在市场上越来越难见到。集合五族妇女、设计精美、寓意深厚的1927年版钞票更加珍贵和抢手,在各大拍卖会中均有着不俗的成交价格。在2014年12月澳门的一场纸钞专场拍卖会中,一枚中南银行的五女图壹圆纸币,以26290美元成交,约合人民币16万元;在北京诚轩2015年春拍纸币专场中,一枚品相较差的中南银行五女图拾圆纸币,以人民币5750元成交。中南银行钞票是集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美术、工艺于一身的特殊载体,不但价格不菲,其深层价值也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、传承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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